延迟的讣告

这本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的告别仪式安排在市殡仪馆最小的厅，来的人稀稀落落，

大多是父母的老友和几个远房亲戚。空气里有消毒水和白菊混合的怪异气味，

像某种不够成功的香水。母亲靠在我姐姐林晨肩上，已经哭不出声音，只剩下机械的抽噎。

父亲背对着所有人，站在窗前，盯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仿佛能从那里找到答案。

他的背比一周前驼了许多，西装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下午两点十七分，追悼会即将结束。

司仪已经念完悼词，正询问是否还有亲友想要发言。一片静默中，门被猛地撞开了。

顾言站在门口，像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他的西装外套随意搭在手臂上，白衬衫领口敞开，

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布满血丝，瞳孔放大，

视线在厅内疯狂地扫视，最终定格在正前方我的遗照上。那张照片是去年我生日时拍的。

顾言当时新买了单反，非要给我拍一组“艺术照”。我们在大学操场边的梧桐树下，

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我在他的镜头前笑得很放松。他说那张照片里的我“眼睛里有星星”。

现在，“眼睛里有星星”的我被放大成黑白照片，摆在花圈中央，

下方是冰冷的水晶棺——里面躺着我已经不再需要“星星”的躯体。“晚晚？

”顾言的声音很轻，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像是在确认一个荒诞的噩梦。没有人回答他。

殡仪馆的空调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几片白菊花瓣从某个花圈上飘落。顾言朝我的遗照走去，

脚步踉跄。经过前排时，我姐姐林晨猛地站起身，挡在他面前。“你来干什么？

”她的声音冷得像冰。顾言像是没听见，目光越过她，

直直地盯着我的照片：“林晚...林晚怎么了？这是什么？”“这是她的葬礼，

”林晨一字一顿地说，“三天前就该举行的葬礼。而你，迟到了三天。

”顾言终于把视线移到林晨脸上，表情一片空白：“葬礼？什么葬礼？谁死了？

”“你女朋友，”林晨的声音开始颤抖，是愤怒的颤抖，“我妹妹，林晚，死了。

三天前死的。你不知道吗？她的手机里最后十七个未接来电都是打给你的，

最后一条信息是发给你的：‘阿言，头好晕，你能来接我吗？’你不知道吗？

”顾言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去血色。他张了张嘴，却没有声音发出，

只是无声地重复着：“不可能...”“不可能？”母亲突然挣脱姐姐的搀扶，

踉跄着冲过来。这个一向温柔的女人，此刻像一头被夺去幼崽的母兽，

用尽全身力气扇了顾言一记耳光。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灵堂里回荡。“顾言！你这个混蛋！

”母亲的声音嘶哑破裂，“我的女儿在医院抢救了三天！她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她到昏迷前最后一刻，手机屏幕还亮着，是你的聊天界面！你呢？你在哪里？

你的电话为什么一直关机？”顾言的脸颊迅速红肿起来，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他只是茫然地看着母亲，又看看林晨，最后看向我的照片，眼神像是一个迷路的孩子。

“我...我不知道...”他终于找回了声音，却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说有点头晕...我以为就是普通的偏头痛...她一直有偏头痛...”“那不是偏头痛！

”父亲转过身来，他的声音异常平静，却比任何吼叫都更可怕，“那是脑瘤，顾言。

晚期脑瘤。她从四月就开始不舒服，五月确诊，医生说她最多只有三个月。三个月！

而你这个自称爱她的人，居然一点都没发现？”顾言踉跄后退，撞倒了一个花圈。

白菊和百合散落一地，他跌坐在花丛中，看起来荒唐又可怜。我从高处看着这一切——是的，

我还在。以一种奇怪的、透明的形态悬浮在灵堂的角落，看着自己的葬礼，

看着爱过我的人们为我痛苦，看着我曾深爱过的男人，在我死后三天才姗姗来迟。这三天，

我的灵魂被困在这个世界，被迫做一个沉默的观察者。我看到许多事，明白许多事，

也终于放下许多事。1 第一天：我死的那日那天早晨七点，我在我们合租的公寓里醒来，

头痛欲裂。这种头痛已经持续了三个月，从隐隐作痛到现在的仿佛有电钻在太阳穴钻孔。

我摸索着拿起床头柜上的止痛药，发现瓶子已经空了。上周末我让顾言下班时帮我买一瓶，

他答应了，但显然忘了。我给顾言发消息：“阿言，止痛药吃完了，头很痛。”半小时后，

他回复：“早会中。自己叫个外卖送药吧，或者去楼下药店买。”我盯着手机屏幕，

突然感到一阵反胃。挣扎着爬起来，冲到卫生间吐了。吐出来的只有黄色的胆汁，

我已经两天没怎么吃东西了，一吃就想吐。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如纸，眼窝深陷，颧骨突出。

我撩起睡衣，看到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三个月，我瘦了十五斤，

而顾言只说过一次：“你是不是在减肥？别太极端，健康最重要。”他不知道，这不是减肥，

这是肿瘤在吞噬我。上午十点，我决定自己去医院。本来上周就该去复查的，

但顾言说这周有个重要项目汇报，需要我帮他整理数据。我熬了两个通宵帮他做完，

错过了预约。打车去医院的路上，我给顾言发消息：“我去医院了，头实在疼得厉害。

”这次他回得很快：“严重吗？需要我过去吗？”我看着这条消息，犹豫了很久。

他的项目今天下午就要汇报，这是决定他能否升职的关键时刻。我打字：“不用，你先忙。

应该没什么大事。”我删掉了这句，重新输入：“如果你能来，最好。”又删掉。

最终只发了一个字：“嗯。”他没有再回复。医院里人满为患。

神经外科的候诊区坐满了愁眉苦脸的人，空气中有消毒水和绝望混合的味道。

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头痛一阵阵袭来，眼前开始出现重影。“林晚！”护士叫到我的名字。

诊室里，张医生看着我的最新CT片，眉头紧锁。“林小姐，肿瘤又长大了，

”他指着片子上那一团阴影，“而且位置很不好，压迫到了脑干。我建议立即住院，

尽快手术。”“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我问，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

张医生犹豫了一下：“说实话，不高。肿瘤位置太危险，即使手术成功，

也可能有严重的后遗症。但是如果不手术...”“我还有多久？

”医生沉默了几秒：“不好说。可能几周，也可能一两个月。但你的症状在急剧恶化，

如果发生急性脑疝...”“我明白了。”我点点头，“让我考虑一下。”“林小姐，

你的家人呢？这么重要的事，你应该和他们商量。”医生关切地看着我，

“上次你也是一个人来的。你男朋友呢？你不是说他会陪你来复查吗？

”我勉强笑了笑：“他工作忙。”从诊室出来，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头痛愈演愈烈，视力越来越模糊，我知道医生说的“急性脑疝”可能正在发生。

我给顾言打电话。一通，两通，三通...打到第七通，终于接通了。“晚晚？

我在准备下午的汇报，很重要。”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音是翻动纸张的声音。“阿言，

我...”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我不想毁掉他准备了三个月的汇报会，

不想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那个“扫兴的女朋友”。“你怎么了？声音听起来不对劲。

”“我...”剧烈的头痛袭来，我眼前一黑，手机从手中滑落。

最后听到的是顾言遥远的声音：“晚晚？晚晚？信号不好吗？

我晚点打给你...”然后是一片黑暗。2 第二天：他们决定放弃我在ICU里，

身上插满了管子。父母和姐姐围在床边，他们的脸在我模糊的视线中晃动。“晚晚，

你能听到吗？”姐姐握着我的手，声音哽咽。我想点头，但连这个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

呼吸机在我喉咙里发出规律的嘶嘶声，每一声都提醒我，我还活着——勉强活着。

医生把家人叫到外面谈话。我努力集中残存的意识，

..自主呼吸停止...没有希望了...器官捐献...”母亲崩溃的哭声穿透墙壁传来。

后来姐姐回到病房，眼睛红肿，但表情异常坚定。她俯身在我耳边，轻声说：“晚晚，

医生说...说你已经脑死亡了。呼吸机维持着，但你...你不在了。

”一滴泪从我眼角滑落。“爸爸妈妈和我商量过了，”姐姐继续说，

“如果你真的...真的回不来了，我们想按照你以前说过的意愿，捐献你的器官。

你救过那么多人，现在还能救更多人。”我曾和姐姐聊过死亡。那时我们还年轻，

觉得死亡遥远得像下个世纪的事。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要把能捐的都捐了，

反正烧了也是浪费。姐姐说我乌鸦嘴，却记得我的话。“顾言...”我用尽所有力气，

嘴唇微微动了动。姐姐听懂了。“他还没来，”她的声音冷了下来，“电话一直关机。

我们打了几十通电话，发了无数消息。他公司的人说他今天有重要会议，不能打扰。

”我闭上眼睛。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我并不意外，只是疲惫，深入骨髓的疲惫。下午，

器官捐献协调员来了。一个温柔的中年女人，声音很轻，像怕吵醒我似的。

她向家人解释流程，签署文件，安排匹配受体。“林小姐的心脏非常健康，”协调员说，

“可以救一个三十岁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她的肝脏可以救两个人，

肾脏可以救两个尿毒症患者，眼角膜能给两个人带去光明。”母亲边哭边签下名字。

“我的晚晚，至少能救七个人，”她喃喃道，“至少她的生命不会完全消失。”晚上八点，

顾言的电话终于打通了。姐姐接的。“林晨？晚晚呢？我打她电话一天都没人接。

”顾言的声音里有一丝不耐烦，“我下午的汇报非常成功，老板很满意，升职基本定了！

我想带晚晚庆祝，她人呢？”姐姐沉默了很久，久到顾言在电话那头又“喂”了好几声。

“她在市第一医院，ICU，”姐姐最终说，“昏迷了。医生说可能醒不过来了。

”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然后顾言笑了：“林晨，这个玩笑不好笑。

晚晚早上还说去医院看看头痛，怎么可能...”“她脑死亡了，顾言。”姐姐打断他，

声音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风，“颅内肿瘤破裂，急性脑疝。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

现在靠呼吸机维持着，等器官捐献手术。”“什么...什么肿瘤？什么捐献？

”顾言的声音开始颤抖，“林晨，这到底...”“明天上午十点，器官获取手术。

如果你想见她最后一面，九点前到医院。过了九点，就没机会了。”姐姐挂了电话。

那一整夜，顾言没有出现。3 第三天：葬礼与真相我的葬礼日。

同时也是我的器官获取手术日。清晨六点，我被推进手术室——最后一次。

家人被允许在手术前见我最后一面。母亲抚摸我的脸，父亲亲吻我的额头，

姐姐握着我的手说了很久的话。“那个混蛋还是没来，”姐姐低声说，“也好，

你不必看到他虚伪的眼泪。”七点，手术开始。

我的心脏、肝脏、肾脏、眼角膜被小心翼翼地取出，放进特制的保温箱。

它们即将开始新的旅程，去往五个陌生人的身体里，继续跳动、过滤、注视这个世界。十点，

手术结束。我的身体被重新缝合，送到殡仪馆，为下午的葬礼做准备。而这时，顾言在哪里？

他宿醉了。昨晚接到姐姐的电话后，他第一反应是不相信，觉得这是个恶劣的玩笑。

但一种莫名的不安驱使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得到了确认：林晚，女，26岁，确在ICU，

病情危重。顾言坐在我们公寓的地板上，盯着手机屏幕，大脑一片空白。晚晚病了？快死了？

怎么可能？她只是偶尔头痛，脸色不太好，瘦了一些...但这些都很正常不是吗？

工作压力大的人都会这样。他想起最近几个月，晚晚确实常常欲言又止。

有时晚上他加班回来，发现她在黑暗中坐着，不开灯。问她怎么了，她总说“没事，

就是有点累”。他以为那是她新工作的压力——她三个月前换了工作，在一家公益组织，

经常要下乡调研。“我应该多关心她的...”顾言喃喃自语，但下一秒又为自己辩护，

“可是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她真的病得那么重，为什么不说？”他打开手机，

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最近三个月，对话确实越来越少。

大多是日常问候：“吃饭了吗”“下班了吗”“今天怎么样”。

我的回复常常很简单：“吃了”“还没”“还好”。往上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