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满了每一格。
管统计的老刘，正埋着头，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那算盘是老物件了，珠子磨得油光发亮，可这会儿，老刘的手指头却有点不听使唤，老是拨错。
“不对，还是不对。”老刘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他的眼睛里全是血丝，眼窝深陷，下巴上的胡茬子几天没刮，灰白一片，像个劳改犯。
“怎么不对？”胡庆林皱着眉头问。他四十出头，梳着分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涤卡中山装，领口的扣子系得紧紧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成。
“人数对不上。”老刘把表格往前一推，“咱们乡今年的初一新生，按理说应该是三百二十七人。可我跑了三所小学，把去年六年级的毕业班花名册都翻烂了，能对上号的，满打满算，二百八十一人。剩下那四十六个，哪去了？”
屋子里一阵沉默。
都知道哪去了。去南方了。跟着爹妈进厂了。去县城理发店当学徒了。回家带弟弟妹妹了。这个年代，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孩子的出路就那么几条，读书，是其中最奢侈、也最不确定的一条。普九？普九是好事，是国家想让所有孩子都念上书。可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眼前的日子比什么都实在。一个半大小子，出去打工，一年能给家里寄回好几千块钱；念书呢？念完了初中，还不是照样出去打工？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于那几张表格，那几个百分比，那几道上面要检查的“硬杠杠”。
“流失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三。”胡庆林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提醒所有人，“咱们这都快百分之十五了。复查要是过不去，我这个组长别干了，你们也都得吃挂落。”
“要不……”管教学的张主任，一个瘦得跟麻秆似的中年男人，小心翼翼地开口，“要不咱们想想办法？”
“什么办法？”胡庆林问。
张主任不说话了，只是拿眼睛瞟了一下周有根。
周有根是副校长，分管德育工作，平时跟学生打交道最多。他知道张主任那一眼是什么意思。他想起了去年，邻乡“普九”验收，听说就是从小学借了一批学生，充到初中的班里去，硬是把人数凑齐了。上面来人检查，就在教室里坐着，老师指着学生提问，学生按照事先背好的名字答应，居然也蒙混过关了。
“不行。”周有根脱口而出，“那是弄虚作假。万一出了纰漏……”
“有根，”胡庆林打断他，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你先别急着否定。咱们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你想想，四十六个学生，四十六个家庭，咱们要是真能把他们找回来，还用得着想这歪点子？可咱们找得回来吗？你去李家洼看看，那一片房子都空了，年轻的都走光了，你上哪找去？”
周有根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我也知道这是弄虚作假，我也知道这是犯错误。”胡庆林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众人，声音闷闷的，“可上面的指标在那儿摆着，完不成要处分，处分我认了，可咱们这乡的教育，本来就落后，再背个处分，往后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还怎么干？那些留下来的孩子，他们的书还念不念？”
这话说得重了。屋子里没人再吭声，只有炉子上的铝壶，还在“噗噗”地响着。
半晌，胡庆林转过身，脸上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平静，像是在布置一项普通的任务。
“老周，这件事你来具体负责。从三所完小，公和、舒畈、巢门，各抽一些学生，个子高点、长得成熟点的，最好是女生，女生听话，不容易露馅。名单你对一下，让她们背熟自己顶替的名字、班级、家庭情况。就一天，检查完了就送回去。初中这边，班主任统一口径，就说这些孩子是这学期转学来的，手续正在办。”
“那……”周有根还想说什么。
“就这么定了。”胡庆林摆摆手，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出了事，我担着。”
那天晚上，周有根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八大杠，顶着呼呼的北风往家走。一路上，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胡庆林那张疲惫的脸，一会儿是老刘算盘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一会儿又想起自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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