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好儿女故事之四用生命铺就后勤线的人

序章：一条路，一条命.1951年3月的一个夜晚，朝鲜平安北道的一条山沟里，

一列志愿军补给车队正在摸黑前行。司机刘汝明紧紧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前方。

不敢开灯，不敢鸣笛，不敢有半点疏忽。头顶上，美军夜航侦察机的轰鸣声时远时近。

身边的副驾驶张福才，半个身子探出窗外，竖起耳朵听动静——夜航机一来，

就得立刻停车隐蔽；夜航机一走，就得赶紧发动继续赶路。这是志愿军后勤部队的日常。

白天，美军的轰炸机群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只有夜晚，才能抢运物资。

但夜晚也不安全——照明弹把山野照得亮如白昼，凝固汽油弹把整条公路变成火海。

刘汝明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握方向盘的手在发抖。

张福才递给他一块冻土豆：“吃点东西，换我来开。”刘汝明摇摇头：“你盯敌机比我强，

我开。”话音未落，天空突然亮如白昼——照明弹投下来了。紧接着，

尖利的呼啸声由远及近。“下车！快！”两人刚跳进路边的雪坑，炸弹就落下来了。

巨大的冲击波把积雪掀起好几米高，弹片从头顶嗖嗖飞过。等飞机走了，

他们爬起来一看：车队的头车被炸毁了，司机老李牺牲了，满车的炮弹在燃烧。

刘汝明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冲向自己的车：“走，继续走！前线等着炮弹呢！”那一夜，

他们终于把弹药送上了前线。返回时，刘汝明路过老李牺牲的地方，停下车，按了三声喇叭。

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致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在最前线冲锋陷阵，

却用生命铺就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他们的名字不被写入战史，

却撑起了整个战争的脊梁。他们是后勤兵、铁道兵、汽车兵、防空哨兵、医护兵，

是那些在后方默默燃烧的无名英雄。他们，也是中华好儿女。

一章：绞杀与反绞杀——钢铁运输线上的生死时速一、空中封锁与地面突围1951年8月，

美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绞杀战”。所谓“绞杀战”，就是利用空中优势，

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进行不间断的狂轰滥炸，企图切断前线与后方的联系，

让志愿军“无粮自溃”。

美军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斯迈耶扬言：“我们要让朝鲜变成一片焦土，

让共军的每一条公路、每一座桥梁都变成废铁。”那段时间，

朝鲜的天空几乎被美军飞机填满。

B-29战略轰炸机、F-80战斗轰炸机、F-84雷电喷气机，从早到晚轮番出动。

炸弹、燃烧弹、定时炸弹、蝴蝶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每一条公路上。

志愿军后勤部队的损失率一度高达30%以上。但志愿军没有退缩。白天，道路被炸毁，

晚上就抢修；桥梁被炸断，就在水下修便道；定时炸弹没爆炸，

就冒着生命危险把它拖走；车辆被炸毁，就把还能用的零件拆下来，拼凑成新的车。

这就是“反绞杀战”——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的翅膀。

二、丁字山上的信号枪在朝鲜的一条主要运输线上，有一座叫丁字山的小山包。

山上驻扎着一个防空哨班，六个人，两把步枪，一个望远镜，一支信号枪。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发现敌机，鸣枪示警。山下的车队听到枪声，立刻熄灯隐蔽；枪声停了，

就是“警报解除”，车队继续前进。班长姓马，山东人，是个老兵。

他告诉战士们：“咱们的命，连着前线的命。咱们多放一枪，

车队就多一分安全；咱们少放一枪，战友就多一分危险。”1951年11月的一个夜晚，

马班长正在山头上瞭望。突然，远处传来轻微的轰鸣声。他举起望远镜——夜空中，

几个黑影正悄悄逼近。是夜航机！马班长抬手就是一枪。红色的信号弹划破夜空。山下，

长长一列车队立刻熄灯，消失在黑暗中。但这一枪也暴露了自己。

两架敌机掉头就朝丁字山扑过来，机关炮疯狂扫射，炸弹接二连三地落下。

马班长趴在一块岩石后面，死死盯着天空。又一波敌机来了，他爬起来，又是一枪。

弹雨再次倾泻。弹片击中了他的腿，鲜血直流。副班长爬过来：“班长，你下去，我来！

”马班长一把推开他：“你年轻，将来还要娶媳妇，我来顶着！”那一夜，他打了十七枪。

每一枪，都在给山下的车队报信。天快亮时，敌机终于走了。战友们找到马班长，

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信号枪。山下，所有车队都安全通过。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山顶上，有一个叫马班长的山东人，用十七枪换来了他们的生。

三、张振智的“金刚川”1953年5月，金城战役前夕。金刚川上，

有一座工兵连架起的大桥。这是志愿军向金城前线运送兵力和物资的唯一通道。

美军早就盯上了它，每天派飞机轰炸。桥炸了，工兵连修；再炸，再修；白天炸，晚上修。

工兵连连长叫张振智，江苏人，27岁。5月20日那天，美军的轰炸格外疯狂。

三十多架B-29轮番轰炸，把金刚川两岸炸成了火海。桥被炸断了七次，

张振智带着战士们跳进冰冷的河水里，用肩膀扛起桥板，让部队通过。一个战士被弹片击中，

倒在河里。张振智游过去，把他拖上岸。战士临死前说：“连长，

桥……桥不能断……”张振智咬着牙：“桥不会断，你放心。”那一天，

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中，保证了部队的顺利过江。当最后一支部队通过时，

张振智累得瘫倒在河滩上。他数了数，连队原有120人，现在只剩72人。后来，

这段故事被拍成了电影《金刚川》。但电影里没有拍的是，那些牺牲的战士，大多二十出头，

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火线运输——用肉身扛起战争的人一、千里运输线上的“骆驼”如果说工兵是在修路架桥，

那么汽车兵就是在拿命跑路。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的汽车部队极其缺乏。

全国能搜集到的旧式卡车全部调往前线，很多还是抗战时期的“万国牌”。但这些车，

就是前线的生命线。汽车兵有一句话：“方向盘一握，生死难测。

”195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汽车兵刘兴邦驾驶着一辆满载弹药的嘎斯-51卡车，

行驶在元山至平康的运输线上。天寒地冻，车外的温度是零下三十度。

他的手和方向盘冻在一起，一使劲，一层皮被撕下来。突然，敌机来了。

照明弹把公路照得雪亮。刘兴邦猛打方向盘，把车开进路边的沟里。炸弹就在身边爆炸，

弹片打穿了车厢。他和副驾驶跳下车，趴在雪地里。飞机走了，他们爬起来检查车辆：还好，

发动机没坏，轮胎爆了一个。刘兴邦二话不说，开始换轮胎。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

手一碰铁皮就粘住，一撕就是一道血口子。他们硬是咬着牙把轮胎换好，继续上路。那一夜，

他们跑了四百公里，把弹药送到了前线。回到驻地，刘兴邦才发现，

自己的一只耳朵已经冻掉了——在换轮胎时，他根本没注意到，耳朵已经冻得没了知觉。

多年后，有人问他值不值。他说：“前线那些战士，命都在我车轮上。我丢一只耳朵，算啥？

”二、马玉祥的火中救人1951年1月，汉江南岸。志愿军第38军某部正在激战。突然，

一发炮弹落在附近的村庄里，一间民房燃起大火。火势凶猛，里面传来孩子的哭声。

战士马玉祥本来正在战斗，听到哭声，二话不说，扔下枪就冲向火海。他冲进屋子，

火苗已经烧到了屋顶。浓烟中，他看见一个朝鲜妇女倒在门口，已经没了气息。里屋，

两个孩子蜷缩在角落，哭得撕心裂肺。马玉祥抱起两个孩子，转身就往外冲。

火焰烧着了他的衣服，他咬着牙，死死护住孩子。冲出门的那一刻，房顶塌了。

他把孩子放在安全的地方，又转身冲进火海，救出了另一个孩子。

当战友们把他从火场边拉回来时，他的脸已经被熏黑，头发烧焦了一大片。

他看着救出来的孩子，咧嘴笑了：“没事，没事，活着就好。”后来，

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到了马玉祥。文章里说：“他穿着被烧破的衣服，

站在那儿，脸上还带着孩子的天真。这就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三、姚显儒的“地雷搬家”1952年3月，志愿军第63军某部侦察排排长姚显儒，

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清除阵地前的美军地雷。那是美军布设的雷区，密密麻麻，

根本无法通过。姚显儒带着几个战士，匍匐前进，一寸一寸地摸。

他摸到了一个圆形的铁疙瘩——那是美军的反步兵地雷。没有人教过他怎么排雷。

他只能自己摸索。他用刺刀轻轻拨开周围的土，找到了引爆装置。那一瞬间，

他的汗下来了——只要手一抖，自己就没了。他深吸一口气，慢慢拆下引爆管。地雷，

排除了。那一次，他们排除了上百颗地雷。但姚显儒不满足于此。他想：能不能把这些地雷，

还给美国人？他把地雷带回阵地，仔细研究，发现这些雷可以重新布设。于是，

他带着战士们，在夜晚悄悄摸到美军阵地前，把排除的地雷埋在了美军必经之路上。第二天，

美军巡逻队踩响了“自己的”地雷，死伤惨重。

姚显儒后来总结了一套“地雷搬家”战术：把敌人的地雷挖出来，改装后埋到敌人阵地前。

这个战术在全军推广，极大地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有一次，姚显儒在排雷时被炸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