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我回老家处理爷爷的后事。
接到电话是在凌晨两点。堂弟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断断续续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姐，爷爷走了。”
我握着电话，坐在黑暗里，半天没动。窗外的城市还在沉睡，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把天花板映成暧昧的粉色。我想起爷爷的脸，想起他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忙，等国庆吧。他没说什么，只说好，好，那你忙。
他没等到国庆。
我请了假，买了最早的高铁票。一路上，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稻田、村庄、丘陵，都蒙着一层秋天的薄雾。我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爷爷年轻时的样子，一会儿是他老了的样子，一会儿又是那个药箱。
那个药箱。从我记事起，它就在那里。桐木的，漆面斑驳，铜活的搭扣已经磨得锃亮。爷爷每天都要打开它，看看里面的药还够不够，看看那些瓶瓶罐罐有没有碎，看看那些布包有没有受潮。那是他的宝贝，比什么都金贵。
下了火车，换乘中巴，再走十里山路。进村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干歪斜着，像是被风吹歪了似的。树下坐着一群老人，看见我，都站了起来。
“二丫头回来了。”有人喊了一声。
我点点头，没停下脚步。我想快一点，再快一点，快一点见到爷爷。
推开堂屋的门，尘埃在斜阳里浮沉。爷爷躺在他自己打的那张榆木床上，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脸色安详，像是睡着了。床头的三屉桌上，放着那个药箱。它静静地立在那里，像是等着谁来打开。
我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檐下的燕窝空了，燕子在春天飞走后就再没回来。院子里的石榴树挂满了果，红得发紫，裂开了口子，露出晶莹的籽。爷爷去年还跟我说，石榴熟了要给他留几个，他牙口不好，只能咂摸点汁水。
我走过去，摘了一个石榴，放在他床头。
村里人都来了。他们站在院子里，站在墙根下，站在门外的土路上。没有人高声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着，像一群等着叫号的病人。
“二丫头回来了。”有人轻轻说了一句。
我点点头，认出了说话的人——村东头的王婶。她的风湿病是爷爷用艾灸治好的，每年入伏都要来灸几天。她眼睛红红的，手里攥着一块手绢，攥得紧紧的。
“你爷爷……”她张了张嘴，没说出下文。
我明白她的意思。在这个村子里，爷爷不只是爷爷，他是给所有人治病的老中医。他的药箱，背过半个乡村。
守灵那晚，我开始整理爷爷的遗物。
药箱是第一件要收拾的。我端来一盆清水，用软布轻轻擦拭。漆面下有无数细小的划痕，像树的年轮，记录着岁月的磨砺。铜搭扣的缝隙里嵌着一点褐色的东西，我想了想，没有抠掉——那是谁的血？还是哪一味草药留下的印记？
打开药箱，一股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苦的，涩的，又有几分草木的清芬。那是爷爷的味道，也是我童年的一部分。
药箱分三层。最上面一层是几排玻璃瓶，大小不一，瓶身上贴着发黄的标签纸，爷爷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药名：川贝、陈皮、金银花、野菊花、蒲公英、车前草……字迹有些模糊了，但还能辨认。我拿起那个装金银花的瓶子，对着灯看，里面还剩小半瓶，金黄色的花蕾蜷缩着，像是睡着了。
中间一层是几个布包，粗布的，蓝印花布的，还有一个是旧手绢包的。我打开那个蓝印花布的包，里面是一小撮晒干的艾草。艾草的香气已经淡了，但那种特有的辛香还在。我想起每年端午，爷爷都要去村后的山坡上采艾，采回来晒干，搓成艾绒，给村里人做艾灸。
最下面一层放着他的工具：一把小小的戥子，铜盘的，戥杆是骨头做的，光滑如玉；几根银针，长短不一，插在一个牛皮做的小夹子里；一个铜制的捣药罐，罐底已经被捣得薄了，透着亮；还有一把老式的剃刀，刀背已经磨得凹了下去——那是给小孩挑疳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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